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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国人为何普遍反感“高薪养廉”?|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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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2 15:02: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共识会员重磅福利】本周三(7月1日),会员君将邀来著名党史专家林蕴晖老先生为共识会员做《理解中共党史的钥匙》的在线高端讲座。讲座将在共识会员群内进行。还不是会员的朋友,可以咨询会员君(ID:gongshi_huiyuan)具体事宜。林老师大作见今日微信第三条《林蕴晖:理解党史的3把钥匙》

共识君按:“高薪养廉”在中国历来争议颇多,本文系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吴木銮老师独家赐稿,来听听他的高见。


文后附有调查,共识君邀您投出神圣一票。



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一直被视为“高薪养廉”的典范



在中国,腐败的解决方法已经成为反腐官员和廉政研究学者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忙于“打老虎”来阻吓公职人员不要涉贪。


不过,“打老虎”固然过瘾,寻找反腐败的长效策略却更为重要。笔者认为,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不过,增加公务员正式工资、改善公务员的激励机制,这对清廉政府的建立产生深远的影响。


内地民众对“高薪养廉”存疑


当我在内地的一些媒体上讨论公务员工资与廉政建设的话题时,较少读者(除了一些反腐专家)支持我的观点。网友在我谈到新加坡“高薪养廉”经验时做如下评论:


“这只是对那些老实人有用,对贪得无厌的人没有作用,只有枪子儿才有用。”


“国家越大,权力越大,人心越容易堕落。拿弹丸小地“指新加坡”的经验根本什么都不算。”


同样的,在2015年初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在打击腐败方面向新加坡学习“高薪养廉”,针对人性的弱点设计制度。


内地著名企业家董明珠反驳道,“高薪养廉不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徐才厚贪污几个亿,那多少才是高薪呢,多少才够呢?”我看了网友在郑董辩论的留言,大多数人同意董明珠而反对郑教授的观点。


官员性本贪?


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鉴于腐败行为被揭发的概率很低而贪污给官员带来的好处如此巨大,假如正式的公务员工资获得增长,腐败官员将收取高额的薪水,再加外来的贿赂。


此外,在一些人看来,许多官员本性是贪婪的,许多贪官收受的贿赂是家人和自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





1997年之后,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工资,但是,腐败的规模和水平在同一时期上升。这表明公务员涨工资在短期内可能对贪污的控制没有直接的效应。



但如果说,通过改善公务员工资产生明显、立竿见影的反腐效果,本人也是抱谨慎态度的。不过,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对中国政治的观察来看,一个相对高的工资仍然是控制贪污腐败的可行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学者Van Rijckeghem和Weder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他们指出,公务员薪水增加可能不会产生实时效应。


也就是说,纳税人付钱来增加公务员工资,以此来达到减少腐败的目的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也需要民众的耐心。在新加坡和香港,公务员薪水的增加及其他反腐败制度的引入,并不是在一夜间消除腐败。


从长远来说,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败制度(包括公务员的优厚薪酬待遇)起到了作用。


今年早些时候,一些国际媒体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每月的工资是1832美元。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与发达经济体公共部门的薪酬结构相比,中国采纳了一种特殊的薪酬结构: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和补贴、以及年终的资金等。上述的1832美元是基本工资而已。根据笔者的估算,习近平每个月的正式工资大概为4000-5000美元左右。


一些观察者也指出,就凭这些工资,他是不可能在北京买套象样的房子的。


许多有识之士继而指出,这种工资水平会导致个别政府部门避开相关的政策变相给员工发放额外的工资。而一些官员会用灰色收入甚至贪污、贿赂所得的资金来补充自己的收入。


Van Rijckeghem和Weder在跨国的比较中得出的结果也是,工资低的公务员无法抗拒腐败的诱惑。


从国际上看,衡量公务员工资水平一般是看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制造业工资的比例;在中国,正式公务员的工资是制造业工资水平的1.3倍。这个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偏低的。


Van Rijckeghem和Weder发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这一比例从1增加到2,贪污水平会出现显著下降。而政府要根治腐败,公务员工资应该是制造业工资水平的3-7倍。


排斥“高薪养廉”是平均主义作祟



许多人认为,在公务员工资这些细小的问题上进行研究意义不大。官员腐败可能是贪婪所驱动,当然有些情况则是因为生活所迫,君子也变成小人。


如果官员们获得极低的工资,而同时要求他们在履行公职时保持美德(甚至要做君子),这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实施官员低工资制度,而官员逃避责任,欺上瞒下和贪污贿赂比比皆是。



王刚饰演的“大贪官”和珅形象



现代的公共行政和官员治理更为复杂。现代的公共行政强调公务员的职业伦理,不过一般不会要求公务员一定要是儒家的“君子”。因此,我们还得回到现实的问题:既然都是普通人来执行公务,如何避免官员从事贪腐行为?


从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已经有人讨论高薪养廉。特别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多次访华推介新加坡的反腐经验,总是强调改善公务员薪酬的重要性。


不过,中国始终缺少像新加坡那样用高工资来解决腐败的民意支持,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一些根据不足的原因(即官员是贪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在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


平均主义意味着一个广泛、实质的工资差在中国社会是不被接受的。Cooke,一位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专家指出:


“平均主义作为分配意识形态,描绘了中国几个世纪的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想法。”


中国政府有意识的制度化“工资平均主义”。这奠定了一个反对公务员大幅度加薪的社会舆论基础。人们普遍认为在不同部门工作的雇员薪酬差距不应该太大。


当讨论到公共雇员的工资水平,邓小平1957年9月23日就曾做出著名的论断,“工农生活、城乡生活不要相差太多。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情况,因此,在目前应该坚持在公共部门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


公务员薪酬改善必不可少


虽然1990年代中国公务员开始增加正式收入,公务员加薪却从来没有达到一个可以有效改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地步。


也就是说,每次的涨薪大多是因应公务员普遍的怨气,在政府的财政允许下一次性的给公务员进行补偿以提高士气。


因此,现实中一些公务员贪污腐败,获得巨大的不当收益;与此同时,许多普通的公务员努力维持生计。尽管现在“红领”(中国的公务员)职位还受欢迎,不过,愈来愈多公共部门中层管理人员选择逃离。


习主席发起的反腐败运动虽然震慑了一些贪官,不过制度建设还是任重道远。除了法治、独立的反贪机构,公务员薪酬改善也是必不可少。


如果公职人员加薪是在法律框架下合法进行的,公务员即使获得更多的工资,也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而且从长远来看,提高薪酬水平、改善公务员的激励机制,成功打击腐败,这样得到的好处就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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